【第124章】 南北差异 (第2/3页)

。但有两个要旨是牢牢被抓住了，一是减税，这是每户人家都可以切实感受到的；二是开垦，很多少地、无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在北疆，这种解决方法实际上具有根本性的解决意义，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以增量资产解决土地问题是人民党农村政策的一大特色，大大缓解了农村危机，尤其又以山西最为显著。铁路修建、开垦扩大和高利贷的变相解决，使得小民们懂得了现政权虽然称不上十全十美，但比前清是好了十倍不止，如果不与现政权合作，不投人民党的票，换作是别人来执政，结果可能会糟糕。中国农民都是朴素的，谁对他们好，他们会记得一辈子。（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也实行了土地改革，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不管国民党后来有多少腐败和问题，都一边倒地投票给国民党；又比如共产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依然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激进的人也许会考虑类似于像共产党一直提倡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但秦时竹认为过于激烈，既然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存在和平赎买的机遇，能和平过渡当然是最好。不要说地主、富农不会接受没收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的方案，凡是有土地的人，不管多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地主的命根子，若是不顾现实重新分配，只能造成阶级对抗，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这是从政治角度考虑。

    从经济角度考虑也能得出这个结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证明，市场经济比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要有活力的多，在这个体系下，土地兼并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只要存在竞争，就会有成功和失败。哪怕现在实现了土地平均分配，在不远的将来，兼并现象必然会重新出现。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就是因为逃不出土地兼并的这个周期律――王朝初始，历经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可以获得土地，然后天下承平日久，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穷困潦倒，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起来反抗，然后造就新的王朝，再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任何封建王朝都逃不脱这个规律主要就是因为土地兼并后大量的赤贫人口无法安置，国家机器无力也不可能完成这个安置。但工业革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业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经济人口，这就为打破这个周期律提供了条件。在秦时竹看来，土地兼并并不可怕，主要把土地兼并后的农民妥善安置好了，社会只能更稳定，不然4.5亿人口有4亿靠土地过活，国家肯定没有前途。

    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工商业等二、三产业，这两个产业要发展，迫切需要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重新分配土地只能带来一个后果――将大多数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这对其它产业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小块土地的耕作不便推行机械化，不利于发挥规模化优势，但农民偏偏思维比较狭隘，不善于组织大生产，若是重新分配土地，必然又将已有些动摇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重新稳固起来。既然北疆已经出现了“大农”盛行的局面，地主们拥有资金比较充足，头脑比较活络和适应力强的优势，他们可以方便地使自己从封建式的维持再生产转变为市场而生产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改造。

    看着台上的候选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新农村建设，说要加强水利，修整道路，减轻税赋，鼓励种植新作物，特别是每次开始前都用留声机播放一段戏曲，更是引得大伙翘首以盼。台上人在讲，台下的民众全神贯注，农民们大都没见过世面，这种场面通常只是以往唱戏时才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