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三方角逐 (第2/3页)

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cao纵在袁世凯的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曝）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专制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断然拒绝到案。为此，他还假惺惺的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资假五日在家，自未便赴护。”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的要传呼赵秉钧，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便立刻转发上海，算是交差。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日枪械，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的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8、29、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的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1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的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的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的，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的，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