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 (第3/5页)

  所谓举钱济灶，就是指盐商为了满足对灶户的剥削而借贷资金使其维系生产的行为。

    通过“举钱济灶”，在盐的生产领域，盐商与灶户之间建立起了“非正常”的借贷关系，盐商实现了对灶户的高利贷剥削。

    制盐工本在明中期之前，则由官府根据盐场的大小配给实物工本，明中期盐法改革之后，工本由发实物改为发钞，不久朝廷废除对灶户的盐钞供给。

    这样从半农奴状态脱胎而来的灶户十分缺乏资金，非但生产费用难以筹措，而且因为官府工本早已停发常常连日常生活也穷于应付，于是商人资本乘虚而入，通过预支工本的形式，取得了灶户全部产品的支配权。

    各盐区盐的生产方法不同，产盐所需工本也就不同，海盐采取煎或晒法，而池盐采取晒法，井盐采取煎法，其中，晒法包括滩晒、板晒等方式，晒的成本低，煎的成本高。如“滇省煮盐柴薪，多向他处购买，工本愈重，灶户不免拮据。”（《清高宗实录》）

    所以，云南池盐“第开畦颇费工本，非盐丁所易办。故后世盐法，仍系捞采于池者多。国朝顺治六年，裁去盐丁，盐归商种，而种治之法始详。”（《皇朝经世文编》）

    灶户“称贷于”商人除了因朝廷供给工本银取消之外，还有自然因素。

    中国古代的盐业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采取煎、晒方式进行生产。所以，自然条件往往对盐产量及其灶户生产资料产生制约和破坏，其中尤以海盐为甚，“大较盐之盈缩，系乎雨旸，贵贱视乎薪价。晴久得盐多，雨久得盐少，薪贵盐价贵，薪贱盐价贱，必然之数矣。”（《海盐县图经》）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遭受水灾，灶户的生产资料缺乏，至“灶煎不继”，影响盐的生产。为了获取工本，灶户不得不向拥有巨额资本的盐商称贷，“向者灶户值阴雨久，即赴场商借贷钱米，天晴煎盐扣还，前后套欠既多，往往有逃亡者。如成灾稍重，场商必多方捐赈，所以有盐义仓之设也。”（《皇朝经世文编》）

    在许多盐场都有类似的盐义仓的修建，名为义仓，灶户借贷是有条件的，如福建各盐场“皆系商人就近建仓，预将工本，给予灶户，随晒随收，灶户衣食有资，盐斤不致透漏，商、灶两得益。”（《清盐法志》）于是出现了“灶户烧盐，售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

    而灶户一方面认为灶产为己业，一方面因为盐商唯利是图，收盐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清史稿》）

    所以，灶户本身不愿意借资于商，如清代“淮南各场，有商亭、灶亭、半商半灶之别，又有盐色售价高下之差。商亭产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盐，照计火归垣。每桶二百斤，两桶成引。每桶给价钱百文至八百文止，盐价例无长落。即有灶丁借欠调剂，通计每桶约加百文而止。半商半灶者，穷灶借垣商工本煎盐，桶价与商亭等，此皆利在场商、垣商者。”（《皇朝经世文编》）

    无论是“出租灶地”还是“举钱济灶”，盐商的目的是通过此方式来压低买价，以实现垄断利润。

    在《清盐法志》中详细记载了商灶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清初於各场设立公垣，以为商灶交易之所，盖已非官仓之旧矣而运商又不自赴场，皆令人承领课本立垣代买，嗣有自行收买以转售於运商者是为垣商，亦日场商，其後垣商亦有出资自置亭池者，此又淮南之商亭灶亭淮北之本池，客池所由别也。垣商收盐淮北以筐计，淮南以桶计，斤重价目，皆有定程，兹并记之志垣收。”

    随着场商已日益成为向灶户土地、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人，场商又垄断了盐的收购，场商对灶户的统治正在日趋严密。

    三，盐商对灶户的剥削方式

    第一，大桶中盐，重利收债。

    在清代，各盐场收盐的器具多有不同，且有明确的标准，如两淮盐场“淮南以匡计，淮北以桶计。”

    以淮北为例，盐桶的选材多为木制或铜质。一般而言，铜桶较为标准，清初期各场多用铜桶，后来场商为了牟利，而改铜桶为木桶。清代各时期，桶的标重规定多不同，如乾隆三十年正月“定淮南各场灶盐交易以两桶配一引，每桶各重二百斤。”（《清盐法志》）

    同年七月，准“淮南纲盐以四百斤捆运出场，两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