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 (第4/5页)

配成一引。淮北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并，引计重八百四十斤，照此收买捆运。”（《清盐法志》）

    同治四年，又重新“核定淮南各场桶价”。同治十二年，准“淮北收盐每框重五十五斤，两框为一担。”（《清盐法志》）

    当盐商与灶户间建立借贷关系，盐商则以“预支定货的形式直接控制灶户”。

    包世臣在《淮盐三策》中记载“灶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无以为生。”（《皇朝经世文编》）

    本来灶户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广东盐场灶户的境况“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皆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三、二亩，春则先修基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卤。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踰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箐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卤。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尔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商人，盖困蔽未有极也。”

    两广盐场灶户如此，位居清代盐业经济之首的两淮则更甚，“灶户煎丁，滨海穷民，最为艰苦。”但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将盐桶放大，任意浮收。乾隆三十年，两淮盐政普福查知此弊，上奏曰

    淮南纲盐每引额重三百六十四斤，而至场买运至所盘交捆，筑不无抛散折耗兼之。五六七八等月有例加卤耗。前任盐臣高恒定以每引重四百斤捆运出场，至仪所仍照三百六十四斤掣挚。如有多斤扣配生引附运。各扬商俱有代办之人，在场收买灶盐，名为场商。有即领运商课，本立垣代买者；自行收买转售运商者。若辈惟知自利，不恤灶艰。而灶盐交易，向系用桶量收，实多滋弊。亦经高恒校准四百斤之秤，又饬各分司照四百斤之数核定每桶二百斤，两桶配成一引，合称发运，立法已属尽善。乃该场商等渐次懈驰，奉行不善。臣亲至通泰二十三场，将伊等自收灶盐之桶，用官秤逐一秤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总无与官秤相符者。而伊等转售扬商，仍以官秤四百斤捆发，且有一种掀手量盐轻重松实，从中取利。若按一纲所出一百五、六十万额数，每引多收三、四十斤，核计则浮收灶盐十五、六万引。各场商竟侵渔盐价银十数万两，自应及为整顿。（《清盐法志》）

    通过这种收盐方式，就两淮盐商而言，计算其一年的额外收盐剥夺利润，就可获得数百万两白银。不仅两淮，其它盐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广东岭南盐场“海边灶户烧盐，及盐田晒盐之人，俱极贫极苦，无家无室。以蓬席为居，弊衣草榻，官商与之买盐，量给盐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负担飏去，不知所之。盖此辈从无积累，随烧随卖，糊口而已，真所谓穷民无告者。今况每亩增加灶税，此辈愈困，所谓恤灶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课也。”（《岭南杂记》）

    两淮盐政普福面对此种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即当另置二百斤准桶，传集商灶公同较准。另置桶架，上安盐漏，将盐倾入，听其自满，以绝掀手之弊。随将架桶一并量明尺寸，饬发运司照造。刊刻年月烙印分给各场尊用。但查各场商如不示以儆戒，恐将来故习复萌，贫灶终受其累。现饬自本年乙酉开纲起至发新桶日止，查明各垣多收实数，于各场商名下照追充公。失察之分司记大过一次，场员亭升胆敢抗挺不缴，立掣盐追治罪。并将分司场员参处分，赔至淮北例行并引额重七百二十八斤。而海州三场必须预行赶运，堆储日久折耗甚于淮南，是以捆运出场向例。每并引重八百四十八斤，至淮所掣挚乃照额定斤数，多斤配运生引与淮南无异。独晒扫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但框担斤重价亦高下不同，今核定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引，记重八百四十斤。饬令场商照此收买，淮南亦照此捆运出场，不得稍有逾越，奉旨允行。（《清盐法志》）

    此办法主要在抑制场商大桶浮收之弊，但是，由于利益的趋使，此种状况一直到清末仍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另据《清盐法志》“同治四年七月核定淮南各场桶价”条载，“……又查各场盐色不加讲求，日渐湽黑，各垣商不问盐色高下，只知大桶横收，克扣桶价，以致灶户以尖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