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 (第5/5页)

透私，以次盐归垣，盐色日坏，及宜大加整顿”。又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禀准淮北收盐每筐重五十五斤两筐为一担”条载，“近年垣商违制加框情弊，非弗验框口不足以折服。”（《清盐法志》）

    此外，重利收债是盐商在大桶中盐的基础上剥削灶户的一种方式，如陶澍在《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中揭露道“商人为利是视，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

    第二，权衡子母，压低场价。

    盐商除了大桶中盐之外，还以借贷的方式“将低银放与各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通过剥削子母获取高额利润。清人朱轼在“请定盐法疏”中称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盐复有余，且恃私盐事发，罪亦不及，是以敢于售私。”（《皇朝经世文编》）

    有人认为，场商通过此种方式向灶户收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如“淮、浙之商以母权子，资每百万，数十万。先授价於灶户，然后收盐即有短少分毫，以先价后盐，……灶户无甚亏损，独闽商凭借势豪，束手而来。其所为本，不过挂旗号纳盐引二项，至於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多招无赖二三百人，人给工食每月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不等，四路巡拦每晒盐之家皆此辈。坐守颗粒不许存留，悉归商馆。及盐到盐馆，但出空收贱，则每石五分四分，贵亦止每石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其卖之本县行盐地方，少则四五钱，多则八九钱。民苦贵盐哑口吞声不敢舆较，而又于引盐之外尽收场盐私卖外县商人，则又不止数倍。以故jian商之射利者，钻入于场土棍之游手者，丛聚于商彼此吮膏吸髓，尽浦之编民舆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rou，而归之岁不下二三万计，民困、丁困，商宜得计矣。”（《云霄厅志》）

    除了权衡子母，盐商还以克扣场价的方式剥削灶户。有些以晒法产盐的地区，收盐是有季节性的，如在旺月收盐，此时盐价会贵一些，灶户的盐能卖上个好价钱。而具有收盐专利权的场商们“惟知利己，每次额课到手，皆别项营运。或于盐少之时，预放利帐图扣。或俟盐多无售，乘机贱价勒买。”（《清盐法志》）

    面对此种情况，清廷不断加以禁止，即“遇旺产之年，其盐觔亦尽数饬商收买。”如乾隆七年正月“以场盐旺产，严饬场员督催场商尽数收买，并饬淮商随时发课。”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奏准“酌定煎丁工价，不准折扣，并严禁商人克扣桶价。”（《清盐法志》）

    运司恩铭祥称“本司前以淮南各场归垣之盐数太少，透私之盐数尚多。差得各场煎丁透私之故，阙有三端一由垣商之不收；一由私枭之勒逼；一由桶价之太小。”（《清盐法志》）

    “垣商之不收”是主要原因，场商以盐少之日收盐，旺日不收以达到压低场价的目的，以从中获利。

    上述盐商专收情况，不仅导致灶户的贫困，也是私盐产生的原因，如清人王赠芳称灶户煎盐，总期各商收买，以资糊口。今则商办日乏，每至旺煎之时，商不收盐。加以商之于灶，大桶重斤，多方取赢，又复勒令短价，拖欠不清。于是灶户之盐，不乐售于商，而售于私。”（《皇朝经世文编》）

    陶澍认为:私枭所贩之盐，即系场灶所产之盐。如果商人能收买余盐，何致有私盐可贩只因商不能收，而灶户穷困，偶有透漏，以资朝夕，遂致辗转负载，积少成多，而无资本无身家之匪徒聚而成枭。”（《陶澍集》）

    总之，盐商的专收特权是清政府给予的，有了这样的后盾，盐商可以任意的剥削灶户，在盐商暴利之后，则是灶户常年暴露于盐场，饱受各种辛苦之境况，且“赢利甚少，不得养赡”。在官商的逼迫下不得不铤而走险，以透私而求生存。这种情况，即使在陶澍改革后也未发生改变。

    如光绪二年六月，前江西粮道段起等奏“……桶不画一，不特煎丁之苦乐不均，且盐数之盈绌无定。各场样桶向以二百斤为准。近来各场灶户，纷纷以大桶为词。同治八年，遂有伍佑京控之案，虽其时暂为了结，而根本未清。今职道等所到各场，闻灶户聚众欲控，皆经人劝散。而採访各场桶价不能一律。此时如亦为揭破，则灶户刁风亦万不可长。恐凝大局，而亨商大桶收盐，实亦不得其平。”（《清盐法志》）

    盐商不仅通过大桶中盐、压低收价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还通过囤积居奇、任意涨价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以获取巨额利润。